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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自hexun新聞南區二胎借款

掣肘重重 沿海產業 大西遷恐一廂情願

本報記者 顧鑫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還在上升,同時“母雞帶小雞”模式在實際中的情況並不理想,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轉向周邊國傢成本“窪地”不及預期低端制造難以容身從深圳北坐高鐵向北行駛兩個小時,在湖南的郴州西站下車,再打車向東走大約半個小時,便來到瞭位於郴州城區東部的出口加工區。在烈日的暴曬下,建築工程機械依然轟鳴,工人們正在建造用來承接產業轉移的標準廠房。根據規劃,在不久的將來,這裡將“填滿”工廠。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從去年初開始從深圳逐步往郴州轉移。公司主要產品鎳氫動力電池、鋰聚合物動力電池的產能規模在行業內排名前三。公司董事長在郴州市於東莞舉辦的招商會上認識瞭當時的市長,並被優惠條件所打動。公司比較諱言所獲得的政策優惠,但據郴州市商務局投資聯絡科科長歐陽國介紹,為瞭引進好的項目,政府可以一事一議,在土地、稅收等方面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比如,對新引進的國內500強生產型企業,自投產年度起,企業稅收地方留成部分在3年內全額獎勵給企業。除瞭看中郴州提供的優惠條件,格瑞普新能源還有著自己的小算盤:郴州地處湖南,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招工更為方便,有利於降低成本;未來郴州出口加工區發展逐漸成熟後,廣東大量的電子企業會搬遷到這裡,將有利於拓展下遊市場。從公司在郴州的實際經營情況看,生產成本確實有所降低:廠房的租金在深圳是14-14.5元/平方米,在郴州使用自己的土地,因此不用交租金;水價在深圳是4.5-4.6元/噸,在郴州是2.8-3元/噸;工人的工資在深圳為2500元/月,在郴州為2000元/月。數據顯示的低成本效應十分可觀,不過,在格瑞普新能源看來,成本下降的幅度並不大。公司人事行政主管高政斌說:“搬遷以後,由於招工比較困難,隻能放寬年齡要求。工人的年齡偏大、素質偏低,有的以前在傢種地,都沒有進過工廠,來瞭以後不適應公司條條框框的約束,生產效率下降。綜合生產成本下降隻有20%左右。”“一般情況下,年齡在18-35歲的工人勞動效率更高,這部分工人在深圳工廠的占比是70%以上,在郴州工廠隻有40%。”高政斌分析,“工人的一些福利也比深圳更好,如在深圳不包吃住,但這裡要管;"五險"的基數比深圳高,在深圳可以按最低工資去繳"五險",這裡必須按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的60%繳納;工傷保險的費率也更高。”與格瑞普新能源同處郴州出口加工區的炬神電子有限公司同樣面臨用工成本下降不及預期的問題。該公司為臺資企業,主要產品涵蓋機頂盒電源、LED電源、適配器等三大類,市場占有率居行業前列。去年9月,公司與郴州簽訂投資協議後,迅速將總部和生產基地從深圳往郴州搬遷,當年12月便投入試生產。深圳出現的招工難問題是炬神電子選擇搬遷的主要原因,但搬遷之後的用工問題依然令公司頭疼。公司行政經理周念說:“除瞭年齡結構變化導致的生產效率下降,工人頻繁跳槽也影響生產。隻要其它哪個地方漲工資,工人馬上就會流動,這部分不穩定的工人大概占10%。工人人數規劃是1500,但現在隻有1200多,主要就是因為員工流動,因此公司要經常招聘和培訓員工。”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還在上升。格瑞普新能源絕大部分產品直接或間接銷往國際市場,產品出口率達80%以上,主要市場在歐美國傢。因此,公司產品要到深圳通關,物流成本是上升的;在湖南通關成本更高,因為貨物要拉到長沙中轉,時間拉長5天左右。作為郴州市政協委員的周念曾在“兩會”期間建議政府幫助企業解決物流問題。炬神電子的原材料主要從珠三角采購,產品還要運到珠三角再分發到全國各地。“面臨類似情況的電子企業還有好幾傢,物流完全可以統一做,但需要政府出面協調。公司現在自己做物流,要養兩臺車,每天為此付出的成本達7000元。”與物流成本上升相關的是產業配套不完善。高政斌表示,下遊企業沒有搬過來,本地市場沒有打開。公司在湖南的工廠主要做鎳氫電池,規劃新增就業崗位5000多個,但現在工人隻有1300人,主要是因為鋰電池項目還在深圳,鎳氫項目還有三分之一在深圳。園區要建設的富士產業園要引進順德那裡的一大批小傢電企業,但產業園規劃的建設期就有三年。在周念看來,產業轉移理論中的“母雞帶小雞”模式在實際中的情況並不理想。電子行業是園區定位的重點之一,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應引進一些基礎配套,比如PCB、電容等產品是每一傢電子企業都會用到的。配套企業並沒有一起搬過來,主要是因為政策優惠條件沒有吸引力。但隨著引進項目的增多,園區能夠提供的政策優惠將越來越少。“格瑞普們”在為搬遷後的生產經營環境感到不滿的同時,一些沿海企業正在將工廠搬向用工成本更低的周邊國傢。7月18日,業界傳出運動服裝品牌阿迪達斯決定關閉其在華的最後一傢直屬工廠位於蘇州工業園的全資子公司的消息。阿迪達斯公司的緬甸工廠工人月薪130美元,而蘇州工廠人均月工資不低於3000元人民幣。Clarks、K-Swiss、Bakers等國際鞋業巨頭則已紛紛增設在越南、印尼的生產線。日益上升的用工成本正在壓縮企業在國內轉移的空間,對勞動力成本十分敏感的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越來越多從中國轉向周邊國傢。China Briefing的調查顯示,中國最低工資約為印度的二至三倍,是亞洲國傢第三高,僅次於馬來西亞和泰國。根據“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中國的最低工資將翻倍。專傢認為,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價格差異並不大,企業在國內尋求廉價勞動力已十分困難。預計從明年開始,中國就會迎來勞動力供給從充足到緊張的拐點,勞動力價格將呈現剛性上漲趨勢。從綜合要素成本看,中西部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其中的低端部分轉到中西部可能並不是最佳選擇。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表示,中國3億農村勞動力中,有2.89億在流動,哪裡工資高就去哪裡,因此企業搬遷到中西部獲得的勞動力價差並不大。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沿著隴海線作過考察,沿線的工資水平相差很小。預計2015年國內將迎來勞動力從凈增加轉向凈減少的拐點,工資上漲趨勢很明顯。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羅松山表示,經濟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但是人口又跟不上來,勞動力價格自然會上漲,預計明年開始勞動力供給就會出現全面緊張的狀況。當然,有一部分低層次的勞動力,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低端制造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孫久文認為,中西部地區經歷瞭這麼多年的發展,也不願意承接低端產業,尤其是低端的來料加工企業。“深圳的工廠什麼時候搬過來要看未來湖南工廠的經營情況。”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有關人士稱,長遠看,在深圳的發展難以為繼,公司因此下決心往湖南搬遷,但在這邊建廠的效益並沒有預期那麼高。不少同行沒有搬遷,而是選擇觀望。中國證券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中西部不少地區“十二五”時期發展經濟倚重的一大抓手——承接產業轉移正面臨重重掣肘:用工成本上升、產業配套不完善、沿海地區延遲空心化、發達地區內部承接轉移、低端制造企業開始轉向周邊國傢……沿海產業大規模西遷步履漸緩。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專傢認為,產業轉移雖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但中西部地區應走出簡單復制沿海地區發展模式的思維誤區,挖掘內生增長潛力,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和資源稟賦,探索合適的增長模式。沿海地區也難以承接發達國傢更高端的產業,亟需突破增長瓶頸。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政策著力點應放在破除技術創新面臨的障礙,讓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盡快形成氣候。政策博弈“搶”制造業 企業偏好就近搬遷格瑞普新能源往郴州轉移的腳步變得遲疑起來。“當時往這裡搬遷時,深圳市有關部門就進行瞭挽留,並許諾提供優惠政策,考慮到公司長遠發展需要拓展內地市場,我們還是決定搬遷。但到底什麼時候把工廠都搬到郴州,現在還不好說。”高政斌說。根據原先的規劃,湖南格瑞普新能源項目投資3.2億元,占地面積14.53萬平方米,建成達產後每年可實現工業總產值20億元。完成產業轉移計劃分兩期進行:一期建年產3億支的鎳氫電池生產能力;二期建年產1.5億安時的鋰聚合物動力電池生產能力,同時建成利用廢舊鎳氫電池回收稀土並生產儲氫合金粉的生產能力。如今,格瑞普新能源已經在郴州獲得14.53萬平方米土地,大片的土地被閑置,二期項目到底何時開建,還沒有確定的時間表。“鋰電池項目要兩年以後才會搬過來,具體時間不確定。由於訂單狀況不好,搬遷的鎳氫電池生產線實際產量隻有規劃的三分之一。下一步搬遷估計要看這裡的經營狀況。”高政斌說。格瑞普新能源的一些同行並沒有搬遷,而是選擇觀望,除瞭擔心搬遷後面臨新的不確定因素,還有來自政府部門的挽留。專傢認為,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不明朗、國內需要穩增長的背景下,沿海地區會采取一些手段留住制造業。這會使產業轉移速度放緩,同時也會影響沿海地區調結構,但這是經濟發展特定階段的必然選擇。接受國務院研究室指導的獨立研究咨詢機構綜合開發研究院一項針對深圳的研究顯示,18個行業在2006年就開始轉移,機械、玩具、儀器儀表、塑料等行業位居前列;到2011年,電子信息、金屬制品、機械、建材、服裝等行業的轉移位居前列。轉移出去的產業技術含量呈現上升態勢。“深圳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一部分如服裝、傢具等已經轉移得差不多瞭。產業空心化問題要引起真正的重視,不能把制造業都搬出去隻剩下服務業。”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執行所長劉容欣說,“光搞服務,服務誰呀?我們希望企業搬遷的時候並不是整體搬,而是把制造環節搬遷出去,總部留在深圳。另外,一些傳統制造業還是要有所保留。”與深圳同處珠三角地區的東莞面臨更大的壓力。綜合開發研究院一項針對東莞的研究顯示,東莞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外科手術”植入的、外資主導的、外向型的,即整個制造體系都是從外部直接加入到該地區,來得快去得也快。劉容欣認為,東莞的制造業比深圳更低端,受成本上升、需求萎縮、訂單外流等因素影響,不少企業需要關停或者外遷。東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綜合科科長葉琨洪並不願意多談企業倒閉的情況,隻是稱“這幾年企業生生死死是比較正常的情況”。他尤其擔憂制造成本的不斷上漲:“低成本優勢不復存在是個很麻煩的問題,不隻是對沿海地區,東莞現在做的是盡量延遲產業空心化,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讓企業廠店合一,盡量在東莞紮根。”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工業佈局與區域經濟研究室主任陳耀表示,從保增長到穩增長時期,產業轉移受到負面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時,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就曾拿出一些資金給準備遷移的企業,讓他們落戶。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加工貿易企業在沿海比較多,過去一段時間是進行限制的,現在是有一定的支持,就是為瞭避免“空心化”。為此付出的代價可能會延緩轉型和結構調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原副院長曹和平表示,延遲空心化實際上是要把在當地不具備優勢的行業通過政策補貼存留下來,這和發達國傢提出再工業化都屬於當前出現的搶制造業趨勢。出現這一趨勢是因為發達國傢和我國沿海地區都沒有出現新技術和新產業群。在過去50年間技術發明周期和經濟商業周期結構耦合,可是,到2003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後這一耦合出現裂變。在尋找新一代產業群完成之前,將會經歷一個調整期。專傢同時指出,政策挽留雖然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企業該搬遷的還是會搬,從承接地看,企業更偏好就近搬遷,甚至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可能主要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內部,盡管中西部地區的優惠政策也能產生作用,但這並不能改變大的轉移趨勢。數據顯示,1990年,東部地區在規模以上企業工業總產值中占比接近60%,到2005年上升至超過72%,但是到2011年已下降至低於60%。相應地,1990年,中西部地區在規模以上企業工業總產值中占比略超40%,到2005年下降至不足28%,但是到2011年已上升至超過40%。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原所長羅雲毅認為,從相對轉移角度看,東部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會關掉一些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但同時會新增一些更先進的企業。另外,東部地區內部還有廣大的欠發達地區,工業基礎十分薄弱,亟待發展。因此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可能主要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內部,而不是東中西大區域之間。至少“十二五”或更長時間內,不會發生一般制造業由東部向中西部的大規模轉移。企業發達經濟區內部的搬遷也遵循就近原則。劉容欣表示,廣東為鼓勵企業在省內轉移,在2008年就出臺瞭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政策,並拿出數百億資金。但深圳對接的清遠、河源等地企業去得並不多,很多企業去瞭惠州。王建表示,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瞭產業梯度轉移的理論。改革開放以後,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就寄希望於通過產業轉移來彌補地區差,但最終發現低端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量很少。企業更關心賺錢,而不在意地區間發展是否平衡。企業更偏好就近搬遷,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可能主要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內部,盡管中西部地區的優惠政策也能產生作用,但這並不能改變大的轉移趨勢重塑模式再造增長 創新障礙亟待破除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形勢撲朔迷離,並沒有想像的那麼樂觀,但中西部不少地區正在把“十二五”工業部門的發展寄托在產業轉移上,紛紛提出要通過承接產業轉移,把本地區建設成為全國的先進制造業基地、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等。湖南省商務廳廳長謝建輝表示,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開始進入轉型發展期,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大規模轉移的黃金期應該就在最近的三到五年,時間不長,時不我待。當前區域競爭日趨激烈,各地都在爭抓對外開放新機遇。如果不能把握這一機遇,就會出現國際和沿海資本“跨梯度”轉移,喪失發展良機。這一發展思維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國際產業轉移,還有此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作為榜樣,有學者將這一發展模式歸結為東亞模式或者歐洲平原大陸模式。然而,當前我國中西部地區正面臨完全不一樣的承接產業轉移形勢。專傢認為,其經濟發展應當趟出一條新路,尋找新的增長模式,尤其要重視培育內生增長動力。羅雲毅表示,如果區域間的產業轉移與承接主要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內部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則意味著中西部地區將“十二五”工業發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東部地區大規模產業轉移上是不切實際的。即使確實有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的產能或企業,那麼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東部看來已相對落後、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連粵北、蘇北這樣的欠發達地區都不願意接受。“如果中西部把產業進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產業轉移上,建立起先進的制造業基地、高科技產業基地可能性不大。”羅雲毅認為,中西部地區應爭取通過改善投資環境、擴大投資規模、調整產業結構實現跨越式發展。在制定鼓勵承接產業轉移政策的同時,把政策重點更多地放在如何幫助中西部地區激勵和動員自身的內在潛力上。曹和平表示,多年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沿海“五省三市”模式都是“兩頭在外、中間加工、大進大出”,其“祖師爺”在歐洲大陸,適合這一模式的主要是沿海地區。把整個中國產業經濟增長模式想像成歐洲平原大陸模式,不太符合內地的資源稟賦情況;“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會毀掉自我,也可能釀成中國災難。”“瑞士沒有海岸線,94%是山區,憑什麼瑞士的人均收入比德法意還高呢?原來瑞士走的是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路線。”曹和平說,“瑞士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和資源稟賦,有意識地和歐洲大陸平原模式區分,選擇做精工制造、配方生產、旅遊、金融以及達沃斯會議這一類產業,從而和沿海岸線經濟區的發展相匹敵。”“全世界像瑞士這樣的不是個案,還有美國的華盛頓、洛杉磯、拉斯維加斯、舊金山、西雅圖、邁阿密、奧蘭多等,都是"瑞士模式"的好學生。歐洲的一些傳統城市,在某種意義上出現瞭歐洲平原大陸模式加瑞士模式的現象,如巴黎、倫敦、伯爾尼、柏林等。”曹和平說。孫久文表示,世界上經濟發展的模式多種多樣,對模式的選擇不能一刀切。各地應當根據當地的比較優勢、資源稟賦來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中西部地區要走出單一模式的思維誤區,不能完全模仿東亞模式。從東部地區的現狀看,傳統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專傢認為,東部地區要尋求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必須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實際上是一個全國性命題,隻是東部產業基礎更好,實現突破的可能性更大。“對於中國而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意味著趕超發達國傢,走上一條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孫久文說,“外國人想要給的,我們不需要,甚至我們有的比他們要給的還先進,同時我們想要的他們不給。越是在這個時候,自主創新就越重要。”然而,自主創新面臨的現狀並不樂觀。研究顯示,中國有220多種工業品居全球產量第一,但絕大多數產品我國不掌握核心技術。《“十二五”國傢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也認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自主創新發展能力與發達國傢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關鍵核心技術嚴重缺乏,標準體系不健全;投融資體系、市場環境、體制機制政策等還不能完全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要求。專傢認為,從政策角度看,應當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氛圍、培育創新文化(300336,股吧),突破當前創新面臨的諸多障礙,尤其是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同時,還要積極應對發達國傢對於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惡意打壓,學會在復雜環境下應對外部挑戰。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投資研究所所長郭戎表示,不少地方在沿用招商引資、簡單拉動投資總量和GDP等短期的傳統手段盲目大幹快上,這種做法必然導致一些新興產業已經出現的低水平擴張現象。中國的定位不能隻是新興產業的“組裝大國”。郭戎還提出,近50年以來圍繞新興產業,發達國傢與趕超國傢之間明爭暗鬥相當激烈。這一切源自新興產業競爭往往與一國傳統要素資源的關系較小,而與該國政府、企業之間的戰略性互動有較大關系。“新興產業上遊環節的競爭更為激烈,除貿易政策之外,競爭政策、科技政策、知識產權、技術標準戰略等直接或間接作用決不容忽視。在新興產業壯大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各種無法預計的阻力:如專利海盜的"洗劫"、資本市場企業板塊信譽沽空、由遏制意識帶來的其他潛規則等。我國政府行為和企業都必須學會在復雜環境下應對外部挑戰。”郭戎說。中西部應根據當地的比較優勢、資源稟賦來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若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東部則必須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房屋二胎借款準備資料怎麼貸款比較會過件n.com/2012-08-02/144305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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